慢慢地又想到一些我爸前陣子跟我說文學餵不飽我的肚子的這件事

只是最近我覺得文學或許可以借由把自己帶入別人的生命把自己帶出一些困擾或是看不開

看到這篇文讓我想到了這些(當然這篇文只是one out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希望對一些朋友會有幫助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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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於 [http://blog.roodo.com/forpluto/archives/9231655.html#comment-20433515]

 

我對這本書的第一印象:這是一本關於幸福的書。

幸福有許多種。莎岡的幸福,可能不是你現在正想的幸福。坐上牌桌豪賭,一個小時內破產負債累累,接著又奇蹟似地贏回來,結帳時只輸掉五十英鎊,那種去了一趟煉獄,最後安然回返的幸福感(誰想得到賭徒會有這種日常、小康、知足的奇妙感覺)。開快車,讓時速衝破兩百公里,遺忘世間所有徒勞,只為活命而專注在一瞬之間的幸福。排戲,和演員在劇場裡朝夕相處三個月,像活在一個封閉而狂熱的宗教圈子裡,圈子裡的人熟悉戲的每一個動作話語和情緒,圈子外的巴黎相形變成一陌生之地,人造的相濡以沫的幸福。

罕見的幸福,極限的幸福,忽然放手,落入深淵,又像腰上綁著橡皮套索般地被彈回來,去過煉獄才能體會的幸福。

莎岡也在同時代的其他人身上看到這種幸福。比莉.哈樂黛用一種聲音整合了生命有過的痛快或痛苦、身軀承受過的暴力或愛撫。芭蕾舞者紐瑞耶夫以一種客觀而挑剔的眼光審視鏡子裡的自己,每次旋轉每次跳躍,他就是他自己的藝術。田納西威廉斯,曾經一擲千金,曾經景況淒涼,曾經總是在愛人的陪伴下,曾經獨自一人死去。

這其中有幸福。不是電視廣告裡祖孫三代團圓吃晚飯笑呵呵、大眾而樣板化的幸福。哈樂黛聲音裡的幸福只有哈樂黛能唱得出來,紐瑞耶夫的幸福只有他自己在鏡子裡看見。這幸福冷僻、僅此一家,不可重製,無法復刻。

但過了一天我又想:這是一本關於不幸福的書。

莎岡生於1935年,戰爭期間在鄉間度過部分的童年。1954年《日安憂鬱》出版,她十九歲。緊接著,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我最美好的回憶》寫就的1984年,莎岡47歲時。經過二十年性與家庭革命給世界帶來的劇烈變化,《日安憂鬱》在50年代引發爭議的主題:少女婚前性行為,中年男子控制不住的青春焦慮及放蕩,平靜與理性敗給逸樂與本能,都已經不是新鮮事。期間莎岡經常上社會新聞,撞壞跑車,出現在人們竊竊的非議裡。

如果退開一步,去看莎岡寫的這些美好回憶,是發生在甚麼樣的舞台布景之上,我會想到她曾這樣形容她的時代:「任何『愛情』只有當它被議論時才存在,任何海灘只有當它的床墊必須付錢時才存在,任何慾望只有當它可以轉化為金錢時才存在。」消費的時代、八卦的時代、鎂光燈下將情感平板化為樣品的時代。但莎岡傾向於朝世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白費的、價值不相稱的事物投去眼光,例如她會說,一場戲可能在排練三個月後被公眾苛評、嘲笑並遺忘,「這其中有某種英勇、瘋狂、不公正、浪漫的東西」,而那正是吸引她一再投入戲劇的魅力。

這些莎岡眼中的「幸福」有種共同點,它們或許顯得有點瘋狂,它們不適用於物質的量尺或價值兌換表,或許也不符合社會對秩序與道德的想像。它們存在於最不可能的地方,無法被代換為其他形式。有人理解時成立,沒人理解時也成立。

或許這才是幸福的真義,遠比電視廣告裡模板化的幸福一家人實際。追究「幸福」就像追究死亡,最終只需面對自己,而不是誰告訴你的幸福的定義。

當莎岡寫下《我最美好的回憶》,她已經在一不全然美好的世界裡生活了四十多年。在這樣的世界裡她回憶起那些美好乍現的時刻,像白色粉筆在黑板上的筆跡。我想莎岡懂得這白色粉筆與黑板的關係。在《日安憂鬱》,十九歲的她已經這樣寫:「為了達到內心的平靜,我們需要外界的騷亂。」小說中塞茜兒拒絕了安娜想為她安排的平靜的幸福,從此把生活引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上去--這個拒絕在五零年代曾經被認為是荒唐與不道德的。但我想那時的莎岡,無論意識到沒有,已經有一種生長中的洞澈:她將只可能忠實於她的莎岡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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